子宫内膜息肉患病率为7.8%~34.9%^［7］，是AUB结构性病因中最常见的类型^［8］。息肉可单发或多发，大小不等。息肉可见于所有年龄女性，青春期少见。息肉的发生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生化和激素变化等^{［7, 8］}；围绝经期、肥胖、高血压、应用他莫昔芬（其他名称：三苯氧胺）的妇女更容易出现。临床上约67%的息肉患者有AUB^［7］，表现为经期延长、经间期出血、月经过多、不规律出血、不孕。息肉的不典型增生或恶变的发病率为0.5%~3.0%^［8］，恶变的危险因素包括AUB、年龄增大、雌激素水平升高、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应用他莫昔芬、Lynch综合征（遗传性非息肉性结直肠癌综合征）^{［7, 8］}。经阴道超声检查是最常用的筛查方法，如果超声评价子宫内膜疾病不充分时可考虑应用宫腔镜或超声下宫腔灌注造影检查进一步诊断^［3］。确诊需在宫腔镜下摘除并行病理检查。

直径≤1 cm的息肉若无症状，1年内自然消失率约27%，恶变率低，可观察随诊。对体积较大或有症状的息肉推荐宫腔镜指引下息肉摘除，盲刮容易遗漏。息肉易复发（复发率2.5%~68.0%）^［9］，尤其是多发息肉的复发率较高^［10］，建议息肉手术后应长期管理，应用复方口服避孕药（COC）、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LNG-IUS）或孕激素（如地屈孕酮）可减少复发风险^［11］；对无生育要求且伴有息肉不典型增生或恶变者可行子宫切除术。

子宫腺肌病可分为弥漫性与局限性两种，后者为子宫腺肌瘤。主要表现为月经过多、经期延长和痛经，部分患者可有经间期出血、慢性盆腔痛、不孕^［12］。盆腔检查发现子宫增大、质韧或触痛，确诊需经病理检查，临床上可根据典型症状及体征、血CA₁₂₅水平增高做出初步诊断。随着影像学技术的进展，经阴道超声和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已用于子宫腺肌病的临床诊断^［13］。

治疗视患者年龄、症状和有无生育要求决定，分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线治疗方案包括口服孕激素、COC和LNG-IUS^［14］。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或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为二线治疗药物^［14］。近期无生育要求、子宫大小小于孕8周者也可放置LNG-IUS。对子宫大小大于孕8周的子宫腺肌病患者可予GnRH-a使子宫缩小后放置LNG-IUS。痛经严重者也可选择阴道用达那唑栓，全身副作用小。年轻、有生育要求者可用GnRH-a治疗3~6个月之后酌情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15］。手术治疗是药物治疗无效的三线方案。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局限性子宫腺肌病患者，根据情况可选择子宫腺肌病病灶切除术。对于无生育要求患者，可行子宫内膜消融、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和射频消融术、子宫动脉栓塞术或子宫切除术^［14］。

子宫平滑肌瘤是最常见的妇科良性肿瘤，育龄期妇女患病率可达25%。根据生长部位，子宫平滑肌瘤可分为影响宫腔形态的黏膜下肌瘤与其他部位肌瘤。2018年，FIGO子宫肌瘤亚分类系统的修订版中，将子宫肌瘤分为9型^［3］，见图6、表3。子宫肌瘤的临床症状与肌瘤的位置、大小、生长速度及肌瘤是否变性有密切关系。子宫肌瘤导致的AUB常表现为月经过多、经期延长、经间期出血等。最容易引起AUB的是黏膜下子宫肌瘤（0型~3型），通常可经盆腔B超、宫腔镜检查发现，通过术后病理可确诊。

治疗方案决定于患者年龄、症状严重程度、肌瘤大小、数目、位置和有无生育要求等。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对月经过多、无生育需求的妇女，可选择COC、止血药、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LNG-IUS缓解症状^［16］。有生育要求者可采用GnRH-a、米非司酮治疗3~6个月，待肌瘤缩小和出血症状改善后自然妊娠或辅助生殖技术治疗^［17］。对于月经过多、有AUB引起贫血者、合并其他手术指征或怀疑肌瘤恶变者，通常建议手术治疗^［18］。有生育要求、期望保留子宫者，行肌瘤剔除术，但治疗后肌瘤可能复发；完成生育后视症状、肌瘤大小、生长速度等因素酌情考虑其他治疗方式。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和恶变是AUB少见而重要的病因。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是癌前病变，随访13.4年癌变率为8%~29%。常见于PCOS、肥胖、使用他莫昔芬的患者，偶见于有排卵而黄体功能不足者，临床主要表现为不规则子宫出血，可与月经稀发交替发生，少数为经间期出血，患者常有不孕。约5%的子宫内膜癌患者是遗传性子宫内膜癌，如Lynch综合征，有Lynch综合征家族史者一生中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高达60%^{［3，19, 20］}。子宫内膜病变的确诊需行子宫内膜活检病理检查。对年龄≥45岁、长期不规律子宫出血、有子宫内膜癌高危因素（如高血压、肥胖、糖尿病、Lynch综合征家族史等）、B超提示子宫内膜过度增厚且回声不均匀、药物治疗效果不显著者应行诊断性刮宫并行病理检查，有条件者首选宫腔镜直视下定点活检^{［3，19, 20, 21］}。如疑有Lynch综合征，必要时可进行基因检测和适宜的肿瘤筛查^{［19, 20, 21］}。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处理需根据内膜病变轻重、患者年龄及有无生育要求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无生育要求的患者首选子宫切除术。对年轻、要求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经全面评估和充分咨询后可采用全周期连续高效合成孕激素子宫内膜萎缩治疗，如甲羟孕酮、甲地孕酮等，也可应用GnRH-a和LNG-IUS^{［22, 23, 24, 25］}。3~6个月后行诊断性刮宫或宫腔镜下定点活检，行病理检查。如内膜病变未逆转应考虑增加剂量或更换药物，继续用药3~6个月后再复查。如果内膜不典型增生消失，建议继续孕激素治疗，3月后复查仍为阴性，则可停止大剂量孕激素治疗。后续治疗中，有生育要求者积极妊娠，必要时辅助生殖治疗；期间月经后半期使用生理剂量孕激素（如地屈孕酮20 mg/d，12~14 d）以达到保护子宫内膜的作用，同时不影响排卵及妊娠^{［25, 26］}。暂时无生育要求者，需采用长效管理措施，预防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复发，可考虑放置LNG-IUS，或定期使用孕激素保护子宫内膜。在使用孕激素治疗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同时，应治疗和管理内膜增生的高危因素，如肥胖、胰岛素抵抗等^［23］。治疗9~12个月后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未逆转或有进展者，重新评估，必要时考虑子宫全切除术。推荐Lynch综合征高危患者在35~45岁或完成生育后实施降风险手术（子宫全切除+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或采取降风险措施干预^{［19，21］}。子宫内膜恶性肿瘤诊治见相关的临床指南。

包括再生障碍性贫血、各类型白血病、各种凝血因子异常、血小板减少以及各种疾病原因造成的全身性凝血机制异常。月经过多的妇女中约13%有全身性凝血功能异常^［27］。凝血功能异常除表现为月经过多外，也可有经间期出血和经期延长等表现。月经过多患者须筛查潜在凝血功能异常的线索，询问病史，以下3项中任何1项阳性的患者提示可能存在凝血功能异常，应咨询血液病专家^［28］，包括：（1）初潮起月经过多；（2）具备下述病史中的1条：既往有产后，或外科手术后，或牙科操作相关的出血；（3）下述症状中具备两条或以上：每月1~2次瘀伤、每月1~2次鼻出血、经常牙龈出血、有出血倾向家族史。

治疗应与血液科和其他相关科室共同协商，原则上应以血液科治疗措施为主，妇科协助控制月经出血。妇科首选药物治疗，主要措施为大剂量高效合成孕激素子宫内膜萎缩法，有时加用丙酸睾酮减轻盆腔器官充血。氨甲环酸、COC也可能有帮助，但需除外禁忌证。必要时可考虑GnRH-a治疗^［29］。药物治疗失败或原发病无治愈可能时，可考虑在血液科控制病情、改善全身状况后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包括子宫内膜切除术或子宫全切除术。

排卵障碍包括稀发排卵、无排卵及黄体功能不足，主要由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异常引起。常见于青春期、绝经过渡期，生育期也可因多囊卵巢综合征、肥胖、高催乳素血症、甲状腺疾病等引起。常表现为不规律的月经，经量、经期长度、周期频率及规律性均可异常，有时会引起大出血和重度贫血。诊断无排卵最常用的手段是基础体温测定（BBT）、估计下次月经前5~9 d（相当于黄体中期）或停经后血孕酮水平测定。同时应在早卵泡期测定血LH、FSH、催乳素（PRL）、雌二醇（E₂）、睾酮（T）、促甲状腺素（TSH）水平，以了解无排卵的病因。

治疗原则是出血期止血并纠正贫血，血止后调整周期预防子宫内膜增生和AUB复发，有生育要求者促排卵治疗。止血的方法包括孕激素子宫内膜脱落法、短效COC或高效合成孕激素子宫内膜萎缩法、诊断性刮宫。辅助止血的药物有氨甲环酸等（详见2018年《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诊治指南》^［30］）。调整周期的方法包括后半周期孕激素治疗，推荐使用天然孕激素或地屈孕酮，有利于卵巢轴功能的建立或恢复，不抑制排卵，安全。短效COC主要适合于有避孕要求、痛经、月经过多、有高雄激素症状的妇女。对已完成生育、或近1年无生育计划者可放置LNG-IUS，可减少无排卵患者的出血量，预防子宫内膜增生。已完成生育、药物治疗无效或有禁忌证的患者可考虑子宫切除术。促排卵治疗适用于无排卵要求生育的患者，可同时纠正AUB，具体方法决定于无排卵的病因。对围绝经期AUB-O患者，有适应证、无禁忌证者可启动绝经期雌孕激素治疗，调整月经周期，同时防治雌激素缺乏的相关症状，推荐使用安全性更好的天然雌激素与天然孕激素或地屈孕酮组成的雌孕激素序贯方案。

主要临床症状是月经过多，也可表现为经间期出血或经期延长，可能为调节子宫内膜局部凝血与纤溶功能的机制异常^［31］或子宫内膜修复的分子机制异常所致。诊断尚无特异方法，主要基于有排卵月经的基础上排除其他明确异常后确定。常见原因包括子宫内膜炎症、感染、炎性反应异常和子宫内膜血管生成异常等^［4，32］。慢性子宫内膜炎可能导致局部的炎性反应异常或内膜血管发生异常，引起AUB^［4］，多见于既往放置宫内节育器、黏膜下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妊娠物残留、多次宫腔操作史或存在其他潜在感染风险的患者^［33］。子宫内膜菌群失调，也可出现炎性反应，可结合宫腔镜、常规病理检查及免疫组化CD₁₃₈检测，提高子宫内膜炎的诊断准确性^{［33, 34, 35, 36］}。治疗上临床常用广谱抗生素，如多西环素0.2 g/d；如明确致病菌为革兰阴性菌，常用环丙沙星或氧氟沙星0.5 g/d；致病菌为革兰阳性菌，常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盐2 g/d，合并厌氧菌可联合甲硝唑或替硝唑0.5 g/d，治疗时长7~10 d，必要时联合应用益生菌^［37］。

对此类非器质性疾病引起的月经过多，建议先行药物治疗，推荐的药物治疗顺序为：（1）LNG-IUS，适合于近1年以上无生育要求者；（2）氨甲环酸抗纤溶治疗或NSAID，可用于不愿或不能使用性激素治疗或想尽快妊娠者；（3）短效COC；（4）孕激素子宫内膜萎缩治疗，如地屈孕酮20 mg每天1~2次^［38］，或炔诺酮5 mg每天3次，从周期第5天开始，连续服用21 d。刮宫术仅用于紧急止血及病理检查。对于无生育要求者，可以考虑保守性手术，如子宫内膜切除术。

指所有与医疗操作、用药相关的AUB，包括应用性激素、GnRH-a、放置宫内节育器或使用抗凝药物等。以突破性出血较常见，原因可能与所用性激素的雌、孕激素比例不当有关。临床上常用的COC中雌激素剂量有所不同，目前建议应用的较低剂量炔雌醇的COC，发生AUB的情况较多见，包括频繁出血或点滴出血；此外，漏服避孕药会引起撤退性出血。

放置宫内节育器所引起的AUB-I通常表现为经期延长，可能与局部前列腺素生成过多或纤溶亢进有关；首次应用LNG-IUS或皮下埋置剂的妇女6个月内也常会发生突破性出血。此外，一些NSAID制剂、利福平、抗惊厥药、抗生素、影响多巴胺代谢的药物、吩噻嗪、三环类抗抑郁药等，可能引起催乳素水平升高，导致排卵障碍引起AUB，也被归入AUB-I^［3］。部分育龄期妇女由于血栓性疾病、肾透析或放置心脏支架后必须终身抗凝治疗（如华法林、维生素K的拮抗剂），因而可能导致月经过多，现也同样被归入AUB-I^［3］。

临床AUB-I的诊断需要通过仔细询问用药史、分析服药或治疗操作与AUB的关系后确定。必要时应用宫腔镜检查，排除其他病因。有关COC引起的出血，首先应排除漏服，强调规律服用；若无漏服可通过增加炔雌醇剂量改善出血^［39］。因放置宫内节育器所致的AUB-I，治疗首选抗纤溶药物^［40］。应用LNG-IUS或皮下埋置剂引起的出血可对症处理或期待治疗，做好放置前咨询。应用抗抑郁药或抗凝药引起的出血可对症处理，必要时咨询专科医师。

AUB的个别患者可能与其他罕见的因素有关，如动静脉畸形、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缺损、子宫肌层肥大等，也可能存在某些尚未阐明的因素。在临床上无法确定病因属于以上8个类型中的哪一类，而最终将其归入一个独特类型，称为“其他病因（Not otherwise classified）”类。

动静脉畸形所致AUB的病因有先天性或后天获得性（子宫创伤，如剖宫产术后），多表现为突然出现的大量子宫出血^［41］。诊断首选经阴道多普勒超声检查，子宫血管造影检查可确诊，其他辅助诊断方法有盆腔CT及MRI检查。治疗上，有生育要求者，出血量不多可采用COC或期待疗法；对出血严重者，首先维持生命体征平稳，尽早采用选择性子宫动脉栓塞术，但术后易导致严重的宫腔粘连，妊娠率较低。无生育要求者，可采用子宫切除术。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缺损又称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憩室（CSD），是继发于剖宫产术、由于各种原因所致的子宫切口愈合缺陷。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缺损所致AUB的高危因素包括剖宫产子宫切口位置不当、子宫下段形成前行剖宫产手术等多种原因，常表现为正常月经后的淋漓出血^［42］。推荐的诊断方法为经阴道超声检查、MRI或宫腔镜检查。治疗上，无生育要求者使用COC治疗，可缩短出血时间，停药后易复发；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可考虑宫腔镜手术治疗，使憩室内的经血流出更为通畅、缩短出血时间。对于有生育要求者，孕前应充分告知有妊娠期子宫破裂风险。手术治疗包括宫腔镜下、宫腹腔镜联合、开腹或经阴道行子宫切口憩室及周围瘢痕切除修补术或子宫瘢痕折叠加固缝合术。

本指南编写专家：张以文（北京协和医院）、郁琦（北京协和医院）、梁晓燕（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刘嘉茵（江苏省人民医院）、杨冬梓（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石玉华（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曹云霞（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院）、吴洁（江苏省人民医院）、阮祥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吴瑞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孙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李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金丽（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荷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林金芳（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徐素欣（河北医科大第二医院）、李力（重庆市大坪医院）、李红（苏州市立医院生殖与遗传中心）、徐仙（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士岭（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会审专家：徐苓（北京协和医院）、徐克惠（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吕淑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任慕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林元（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杨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